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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描述
[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中文版.9-16章]..贾雷德.戴蒙德
中文名: 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原名: Collapse:How Societise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
作者: [美]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译者: 江滢
叶臻 译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书号: 9787532744893发行时间: 2008年4月1日
地区: 大陆
语言: 简体中文
简介:
下载:[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中文版.9-16章]..贾雷德.戴蒙德
编辑推荐
文明悲剧的前世今生,人类社会成败史的最佳案例分析,美国《商业周刊》十大图书,普利策奖得主最新力作,雄踞《纽约时报》排行榜四十多周,著名专家江晓原教授专文推荐。
2003年,沙尘暴从内蒙古横袭整个中国大陆。
2004年,南亚大海啸夺走22万条人命。
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侵袭美国新奥尔良引发世界大迁徒……
20××年,地球村大崩溃?
为什么复活节岛人能竖起令人惊叹的巨石人像,却无法避免森林殆尽、物种灭绝的命运?为什么同样是生活在格陵兰岛上,中世纪的维京社会渐渐走向消亡,而当地的因纽特人却延存至今?
今天一些人类社会也因面临类似的问题而生灵涂炭、家园残破,就像卢旺达和海地发生的悲剧;即使那风景如画、人间天堂般的美国蒙大拿州,也早已危险四伏。面对这一切,我们该如何抉择,才能避免走上崩溃之路?
本书为戴蒙德继《枪炮、病菌与钢铁》后的又一巨制,格局宏大、鞭辟入里,多有对文明悲剧的忧患之思,可谓是21世纪全人类的求生之书。
贾雷德·戴蒙德,一位文笔优美的生理学、地理学和进化生物学专家,知道如何向大众读者解释那些难懂的科学术语,本书中他对失败的人类社会的案例研究,无与伦比。
《纽约时报》
《枪炮,病菌与钢铁》从环境地理的角度解释了西方文明成功主导世界的原因,而在《崩溃》中,戴蒙德把目光投向了人类社会历史上的失败者。本书关注的都是地球生态系统中最平凡的元素;土壤、树林和水,在作者看来,正是某些人类文明对这些元素的误用,导致了他们的失败。
《纽约客》
内容简介
人类历史上,当一个社会面对其复杂的环境问题,无法做出正确的应对和决策时,往往会走向崩溃。而发生在索马里和卢旺达等地的悲剧,也警醒着我们,即便拥有现代科学和管理技术的当今社会,一旦决策错误,也很可能会堕入灾难性的后果之中。
为什么有些人类社会崩溃了?有些却成功存活下来?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本书以对失败的比较案例研究,试图为当今的人类社会提供一条生存与发展之道。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过去社会”中,讲述了一个个发人深省的失败故事。其中,有对“复活节岛”和“马雅文明”这样经典案例的创新分析,也有对维京人殖民浪潮中两种截然不同命运的精彩叙述(在冰岛的维京社会克服恶劣环境,成为当今世界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而格陵兰岛上的维京社会,则因为一系列错误的决策,在当地土著人的竞争和挑战面前,溃不成军)。同样,这一部分也讲述了过去社会的一些成功案例,比如日本社会早在幕府时代就推行的一系列环保政策和举措,就让人印象深刻。
在第三部分“现代社会”中,本书分析了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并跳脱了宗族仇恨和宗教歧视的框框,将其放入一个小型社会发生全面崩溃的视角下,加以全新解读。对于生活在同一个岛屿上的两个民族:多米尼加和海地,两种不同的国家命运的揭示,相信会给绝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思考,提供启示。而对于中国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当今世界的巨人,本书各辟一章的幅度专门论述,其中所含的许多信息和观点,将会刷新我们的原有认识。
在第四部分“实践教训”中,本书用大量生动的案例,讲述了跨国大企业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微妙关系,其中的经验,对国内的政府和商业决策人而言,很有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是当代少数几位探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思想家之一。
戴蒙德的研究使他获奖无数,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奖、美国 地理学会伯尔奖、泰勒环境贡献奖、日本国际环境和谐奖和麦克阿瑟基金会研究基金。
戴蒙德是全球惟一两度荣获英国科普图书奖的作家,其代表作《枪炮、病菌与钢铁》探讨了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地理成因,获1998年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图书奖。
书摘
第十二章 中国:摇摆不定的巨人
中国的重要性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约有13亿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中国的领土面积位居世界第三,其植物种类多样性的丰富程度也排行第三。势头强劲的中国经济每年以接近10%的速度增长,不但在世界大国中增长最快,而且是第一世界国家经济增长率的4倍。中国的钢铁、水泥、水产养殖和电视机产量居世界之冠,煤、化肥和烟草的产量和消费量也居世界第一。电力和汽车产量(在不久的将来)很快将跃居世界前列,木材的消耗亦不可小觑,目前,中国正在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水库和最大的调水工程。
与这些数字和成就不相协调的是中国的环境问题是目前世界大国中最严重的,而且还在继续恶化。中国的环境问题包括空气污染、生物多样性的消失、耕地流失、沙漠化、湿地消失、草原退化、人为自然灾害规模的扩大、过度放牧、河水断流、土壤盐碱化、土壤侵蚀、垃圾堆积、缺水以及水污染等。环境问题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社会冲突和健康问题。上述列举的这些环境问题足以引起中国人的深思。
中国的人口、经济和领土规模庞大,这使得中国的环境问题不仅是个国内问题,而且影响到世界其他地方。所有的国家都处在同一个地球上,共享海洋和大气层,彼此相互影响,休戚与共。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与其他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扩大。例如,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排放二氧化硫和含氯氟烃等破坏臭氧层物质最严重的国家。很快,二氧化碳也会列入其中。中国的沙尘和空气污染物随风向东飘散到邻近国家,甚至北美洲。此外,中国也是两大进口热带雨林木材的国家之一,从而进一步加剧热带雨林的消失。
最为重要的是,如果人口庞大的中国达到第一世界的生活水平——即意味着人均环境影响也像第一世界居民那样,那么人类对世界生态环境的影响将无比巨大。我们将在本章和第十六章探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生活水平的差异,以及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奋起直追、缩短差距的后果。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经常忽视这一后果。中国这个案例也诠释了本书的另一主题: 第十六章将会详细讨论的现代世界所面临的12种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表现得相当严重。如全球化对环境的影响,环境问题对整个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和环境问题对本书所探讨的小型社会的冲击,以及除了令人沮丧的统计数字外,现实的希望是什么?本章先会对中国做一个概况介绍,然后探讨中国的种种环境问题,以及环境对中国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居民所造成的影响。最后我将讨论中国应该如何回应这些问题,并对未来作一个前瞻性展望。
背景
让我们先对中国的地理、人口趋势和经济状况有一个简单的了解(参见地图9)。中国的环境非常复杂,有些地区十分脆弱;地貌类型多样,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和山峰,有两条最长的河流(黄河和长江),还有许多湖泊、漫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大陆架。中国的生态环境类型涵盖冰河、沙漠和热带雨林。各地区生态系统脆弱的原因复杂不一,如北方降雨量多变,再加上大风与干旱经常双管齐下,造成高海拔的草原地区很容易受到沙尘暴和土壤侵蚀的威胁。与之相反的是,南方虽然较为湿润,但大暴雨导致山坡水土流失。
至于中国的人口,两大众所周知的事实是: 一、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二、 中国政府(也是现代世界中惟一)采取生育控制,从而使人口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到2001年人口增长率仅为1.3%。此举引出下面这个问题: 其他国家是否应该效仿中国的做法?虽然有些国家对这种解决方法心怀惧意,但如果不这样做,他们的人口问题将会变得更为严重。
此外,中国的家庭户数在过去的15年里每年增长35%,多于同时期人口增长率的两倍。这一事实虽然并不广为人知,但对环境的冲击力非同小可。这是因为家庭规模逐渐趋小,从1985年平均每户4.5人减少到2000年的3.5人,预计到2015年会降至2.7人。与此同时,家庭户数增加了8000万,增加的户数甚至超过俄罗斯总家庭户数。家庭规模缩小是由社会变化造成的,如人口老龄化、每对夫妻生养子女减少、离婚率上升、三代同堂现象逐渐减少;与此同时,平均每户每人居住面积却增加了3倍。尽管人口增长率呈下降趋势,由于家庭户数和每户居住面积在上升,因此人口对环境的影响也在上升。
中国人口趋势的另一特征是都市化加快。从1953年到2001年,虽然中国的总人口“只是”翻了一倍,但都市人口比重却由13%增加到38%,是原来的3倍。因此都市人口增加了7倍,将近有5亿人居住在都市。中国大约有700多个城市,城市占地面积也在不断扩大之中。
至于中国的经济,可用“大规模快速增长”一词来概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煤的产量相当于全世界总产量的四分之一。中国也是世界上化肥生产和消费最多的国家,其消费量占全世界的20%。自1981年以来,全球化肥使用增长部分的90%来自中国。由于中国的化肥使用量增长了5倍,因此每英亩农田使用的化肥也是全球平均值的3倍。中国农药生产和消费位居世界第二,占全球农药消费量的14%,是农药净出口国。此外,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农用覆盖膜的消费量居世界第一,电力和化纤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二,还是世界上第三大原油消费国。在过去20年里,中国的钢铁、钢铁制品、水泥、塑料和化学纤维产量分别提高了5倍、7倍、10倍、19倍和30倍,而洗衣机的产量则增加了34000倍。
猪肉曾是中国首要的肉制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牛肉、羊肉和鸡肉等产品的消费量也快速增长,中国的人均蛋类消费已与第一世界国家等同。肉类、蛋类和乳制品的人均消费量从1978年到2001年间增加了4倍,这意味着农业废弃物也随之增加,因为每生产一磅的肉类就需要10或20磅的植物。每年牲畜的粪便排泄量已是工业废弃物的3倍,加上鱼类粪便、鱼饲料,致使陆地和海洋的污染都相应增加。
中国的运输网络和汽车数量出现爆炸性增长。在1952年至1997年间,铁路、公路和飞机航线分别增长了25倍、10倍和108倍。从1980年到2001年间,机动车辆(大多为卡车和公交车)的数量增加了15倍,而小汽车则增加了130倍。1994年,由于全国机动车辆总数增加了9倍,中国决定将汽车生产列为四大支柱产业之一,计划在2010年再增加4倍。这样的话,中国将成为美国和日本之后,世界第三大汽车生产国。基于目前北京等地因汽车排放废气的原因,空气质量已经令人担忧,不知道到2010年时,都市的空气质量又会恶化到何种程度。此外,如果按计划生产更多的汽车,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土地被改造成公路和停车场,而环境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然而,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增长的数据却是建立在落伍、效率差,或是会导致污染的技术之上的。中国工业生产的能源效率只是第一世界国家的一半,如造纸业的耗水量是第一世界国家的两倍;灌溉系统采用低效的漫浸法,造成极大的浪费;还有土壤养分流失、水的富营养化以及河流沉积物增加等问题。中国四分之三的能源消耗依赖于煤炭,主要带来空气污染、酸雨,以及严重的能源效率低下等问题。例如,中国的化肥和纺织品生产所需要的氨大多来自煤炭,而第一世界国家则以天然气为原料,以煤炭为原料制氨的耗水量要比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多42倍。
另一个造成中国经济能效低的显著特征是快速发展的小规模乡镇企业,这类企业平均只有6个员工,主要集中在造纸、农药和化肥等产业。它们的产品占国内产品的三分之一,以及出口产品的一半。但中国的二氧化硫、废水和废弃物的污染大都是这些乡镇企业造成的。因此在1995年,中国政府紧急宣布关闭、停止15类污染最严重的乡镇企业。
空气、水和土壤
中国生态环境遭受冲击的历史历经几个阶段。早在几千年前,中国就出现大规模的滥伐森林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内战结束后,自1949年和平时期开始,中国森林砍伐、过度放牧和土壤侵蚀的问题更为严重。从1958年到1965年“大跃进”期间,工厂的数量进入无序增长状态(单是在1957年至1959年间,工厂的数量就增加了4倍),滥伐森林和污染问题更为严重(以取得大炼钢铁所需的燃料)。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出于备战的考虑,中国把许多工厂从防守薄弱的沿海地区迁至深山老林,污染问题则进一步恶化。中国从1978年起开始改革开放,生态环境问题继续恶化。中国的环境问题可归纳为6大类: 空气、水、土壤、栖息地破坏、生物多样性消失以及超大型工程。
先从中国最严重的污染问题说起,也就是糟糕的空气质量,这可以从我们所熟悉的图片上看出来: 在中国许多城市,人们开始戴着口罩走在路上(参见图25)。一些城市的空气污染堪称世界之最,污染指标超过正常标准的数倍,严重影响居民健康。随着汽车数量和煤炭发电量的高速增长,空气中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碳的成分也在相应升高。在20世纪80年代,酸雨仅限于南部和西南部个别地区,现在已经扩展到全国大部分地区,有四分之一的城市的酸雨出现频率在年降雨天数的一半以上。
同样,由于工业和城市废水的排放,以及农业和水产养殖导致化肥、农药、排泄物等引发水体富营养化(这个名词指的是上述各种营养物进入水体,致使藻类大量繁殖)。因此,中国大部分河流和地下水水质不良,并在继续恶化之中。在中国,约有75%的湖泊和几乎所有的沿海海岸都已受到污染。海洋赤潮从20世纪60年代的每五年一起到现在已是每年一百起,所谓的赤潮就是大量的有毒海藻危及鱼类和其他海洋动物。1997年,北京重要的官厅水库宣布不适合再提供饮用水。在中国,只有20%的生活废水得到处理,而第一世界国家则有80%。
中国的水资源问题由于缺水和浪费正在日益恶化。以世界标准来看,中国淡水资源不足,人均拥有量仅为世界人均拥有量的四分之一。更为严重的是,各地水资源分布不均,北方居民人均拥有量仅为南方的五分之一。水资源不足再加上浪费,使得中国100多个城市遭受严重的缺水危机,有时还影响到工业生产。城市用水和农业灌溉有三分之二来源于地下水,依靠井来汲取含水层里的水。但是,这些含水层正在慢慢枯竭,在大多数沿海地区,海水开始渗入这些含水层,从而导致地表下陷。中国是世界上河流断流问题最严重的国家,至今河水仍在被不停地抽取,因此断流问题进一步恶化。例如从1972年到1997年这25年内,有20年的时间黄河下游出现断流,而断流天数也从1988年的10天增加到1997年的230天,甚至在潮湿的南方,如果遇到干旱季节,长江和珠江也会断流,从而影响航行。
中国也是世界上土壤侵蚀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参见图26),目前已有19%的土地遭到侵蚀,每年土壤流失量达50亿吨。黄土高原是土壤侵蚀最严重的地区(黄河中游的高原地区有70%遭到侵蚀),而且逐渐扩展到长江。长江的输沙量已经超过尼罗河和亚马逊河这两条世界上最长的河流。由于河流(水库和湖泊)泥沙淤积,致使中国可航行的河道变短50%,轮船的体积也因此受到限制。土壤的质量、肥力和数量呈消减趋势,一部分是因为长期使用化肥和农药,致使蚯蚓数量减少,肥沃的农田面积因此减少50%。此外,中国9%的土地深受盐碱化的困扰(盐碱化的成因将在第十三章讨论澳大利亚时再做详述),这主要是因为干旱地区的灌溉系统设计不合理和管理不当造成的 (关于这个问题,政府已经开始补救,并取得良好的进展)。此外,由于开垦和过度放牧,中国四分之一的土地已经受到荒漠化的影响。在过去十年中,北方15%的农牧地区遭到破坏。
中国的种种土壤问题,如侵蚀、养分流失、盐碱化、荒漠化和城市化,再加上采矿业、林业和水产养殖业的开发,致使农地面积日益减少。这给中国的粮食安全带来一个大问题,因为农地在消减的同时,人口数和人均粮食消费量却在上升,潜在的可耕种土地面积也极其有限。人均农田面积仅为一公顷,不及世界平均标准的一半,几乎与第十章讨论的卢旺达西北部一样少。再者,因为在中国垃圾很少回收再利用,大量的工业和生活垃圾倒在空地上,不但污染了土壤,也使农地受到影响。三分之二以上的中国城市都受到垃圾的围攻,以前大多是可以分解的残羹剩饭、尘土和煤渣,而现在则变成塑料、玻璃、金属和包装纸。正如我的多米尼加朋友在谈及他们国家的未来(参见第十一章)时所预言的,中国在将来也有可能被垃圾所埋。
栖息地、物种和特大工程
中国的栖息地的破坏先得从滥伐森林说起。中国是全世界森林资源最少的国家之一,人均森林面积仅为03英亩,而世界人均森林面积有16英亩。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16%(日本却有74%)。虽然中国政府大力推行单一树种造林,使得森林总面积有所增长,但是原生林(特别是老龄木)仍在缩减当中。造成中国土壤侵蚀和洪水泛滥的主要原因就是滥伐森林。1996年,中国洪水肆虐,损失高达250亿美元;1998年发生的洪水规模更大,影响到24亿人。中国政府深受震惊,马上采取行动,下令禁止砍伐原生林。中国的旱灾也呈现出变本加厉的趋势,其原因除了气候变化外,滥伐森林也是罪魁祸首之一。每年的旱灾使得30%的农地深受影响。
除了滥伐森林以外,另外两个严重的栖息地破坏问题就是草原和湿地的破坏与退化。中国是继澳大利亚之后自然草原面积最广阔的国家,占国土面积的40%,主要分布在干燥的北部。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草原面积不及世界人均草原面积的一半。过度放牧、气候变化和采矿等开发行为给中国草原造成严重的破坏,90%的草原已经开始退化。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每公顷草原的产草量下降了40%。杂草和毒草不断扩散,侵犯到优质青草的生长。然而,草原退化不只关系到中国的粮食生产,亚洲许多国家的主要河流都发源于中国的青藏高原(世界最大的高原),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还有中国自己。草原退化使得黄河和长江洪灾频发,且规模庞大;也频频带来沙尘暴(北京受沙尘暴袭击的景象经常出现在世界各地的电视上)。
湿地面积逐渐减少,地下水位起伏很大,控制洪水和贮水的能力下降,湿地物种不是濒临灭绝就是已经消失。例如东北的三江平原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沼泽地,已有60%被开垦为农地,如果按照目前排水、开垦的速度,剩下的8000平方英里的沼泽地将在20年内消失。
巨大的经济冲击也带来生物多样性的消失,如过度捕捞和污染造成淡水与海洋鱼类产量大减。中国在变得富裕的同时,鱼类的消费量也随之上升。过去25年来,人均水产品消费量将近增加5倍。中国的鱼、软体动物等水产品除出口量增加以外,国内需求也在上升。结果导致白鲟鱼濒临灭绝,以前久负盛名的渤海对虾减少了90%,还有小黄鱼、带鱼等过去常见的鱼类如今必须进口。每年从长江捕捞的野生鱼类也下降了75%。自2003年以来,长江首次禁止捕鱼。普遍看来,中国的生物多样性还是相当丰富,拥有世界上10%的植物和陆栖脊椎动物物种。然而,目前中国有五分之一的原生物种处境危险(包括著名的大熊猫),还有许多珍稀物种(如扬子鳄和银杏树)也濒临灭绝。
在原生物种消减的同时,外来物种也在不断地繁衍增多。中国向来就有积极引进有益物种的传统。现在,由于国际贸易增加了60倍,在有意引进不少好物种的同时,不小心也让一些有害物种混了进来。例如,上海港在1986年至1990年间,从30个国家的349艘进口货轮中检测出将近200种外国杂草种子。有些入侵的植物、昆虫和鱼类给中国的农业、水产养殖业、林业和畜牧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世界上最大的开发工程,这无疑加重了环境问题。例如三峡大坝这座世界上最大的水坝于1993年开始动工,预计在2009年完工,以水力发电、防洪和提高航运能力为目标,项目成本达300亿美元,社会成本为动迁百万民众,而环境成本则是水土保持和生态稳定压力增加。至于南水北调工程,其代价更为昂贵,这项工程始于2002年,预计于2050年完工。工程预算高达590亿美元,此外还可能造成污染扩散以及水资源失衡等问题。比南水北调工程更大的开发计划是正在进行中的开发西部,中国领导人将开发这一半的国土视为国家重点发展计划。
后果
让我们在此打住,先来探讨这样的发展对动植物和人类有何影响。近年来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对于这片土地上的蚯蚓和黄鱼来说显然是坏消息,那么对中国人而言又有何影响呢?发展的结果是让中国人付出经济和健康两方面的代价,以及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下面就对这三方面进行举例分析。
就经济代价而言,让我们先从小处说起,再来谈大方面。从巴西引进的空心莲子草原本用来做猪饲料,后来蔓延到田圃、番薯地和柑橘园。每年单单是为了阻止这种杂草的扩散,政府就得花费7200万美元,而这还只是一笔小数目。光是西安一个城市因缺水导致工厂停工造成的损失,每年约有25亿美元。至于沙尘暴,每年要刮走54亿美元;而深受酸雨侵害的作物和森林则要花去73亿美元。为了使北京免遭沙尘暴之苦,政府计划耗资60亿美元建立起“绿色长城”。此外,除了空心莲子草外,外来有害物种每年造成7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至于洪灾造成的损失更是惊人。1996年,一次洪灾造成的经济损失为270亿美元(而1998年的洪灾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年因荒漠化带来的直接损失达420亿美元,每年因水和空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高达540亿美元。中国每年由于水和空气污染付出的经济代价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4%。
用三个例子即可说明环境恶化对人体健康所造成的影响。中国城市居民平均血铅浓度几乎是世界其他地区的两倍,严重威胁人体健康,同时也影响到儿童的智力发展。中国每年因为空气污染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大约为30万人,而为此的医疗支出高达54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8%)。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烟民人数也为全世界之最(中国抽烟人口为32亿,占世界总抽烟人口的四分之一,每人每年平均抽1800根)。在中国,因抽烟致死的人数,每年大约有73万人,而且人数还在不断上升之中。
中国自然灾害频繁,数量和损失都很大。有些自然灾害,如沙尘暴、泥石流、干旱和洪水大多与人类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冲击密切相关,而且随着冲击的加剧,自然灾害出现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例如,沙尘暴愈演愈烈,这是因为滥伐森林、过度放牧、土壤侵蚀以及部分人为造成的干旱,引起越来越多的土地变成光秃秃的不毛之地。从公元300年到1950年间,中国西北部平均每31年才遭受一次沙尘暴的袭击;从1950年到1990年间,每20个月就出现一次沙尘暴;自1990年以来,沙尘暴几乎每年都要光顾。1993年5月5日,爆发了一次巨大的沙尘暴,有数百人因此丧命。滥伐森林还影响到自然界的水循环,加剧干旱的发生。此外,过度利用湖泊和湿地,排水辟田,导致可蒸发的水面减少,这也是引发干旱的动因之一。目前中国每年饱受干旱之苦的田地大约是60000平方英里,是20世纪50年代的两倍。滥伐森林导致暴发洪水的概率大大上升,1996年和1998年是近年来洪灾最严重的年份。干旱和洪水交替出现的情况也越来越频繁,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因为先是干旱破坏地表植被,紧接而来的洪水侵袭光秃秃的地表,以至于造成更为严重的土壤侵蚀。
与外界来往
即使中国不与外界来往,停止通商与旅游,鉴于中国辽阔的面积和庞大的人口,光是排放到海洋与大气层的水和空气就会影响到其他国家。20年来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贸易往来、投资和外援之频繁几乎呈指数形式增长,在1980年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微乎其微(现在每年的贸易额达6210亿美元),而外国投资则到1991年才起步。中国出口贸易的长足发展是导致环境污染日益加重的因素之一,过半的出口商品均由高污染、低能效的乡镇企业生产加工而成,货轮将成品运往世界各地,却把污染留给中国。1991年,中国已成为外国投资金额仅次于美国的国家。到2002年,跃居世界第一,外资达到530亿美元。从1981年到2000年,中国接受的外援包括来自国际非政府组织的1亿美元,这对国际非政府组织而言已是大手笔,但与其他外援相比则小巫见大巫,如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日本国际开发署提供100亿美元,还有亚洲开发银行的110亿美元和世界银行的240亿美元。
这些钱加剧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时也使中国的环境问题进一步恶化。现在让我们来探讨世界其他地区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如何做出回应。当今这种相互作用被安上一顶时髦的帽子,即“全球化”,这一名词对于本书的主旨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当今世界,所有的人类社会相依相存,因此和复活节岛、马雅和阿纳萨兹等过去社会相比,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大有不同(我们将在第十六章探讨这一主题)。
世界其他地区给中国带来了许多危害,除了上文提到的由于外来物种入侵造成经济损失外,另一种大规模进入中国的有害物竟然是垃圾(参见图27),这可能会让许多读者大吃一惊。有些第一世界国家为了减少堆积如山的垃圾,向中国支付一笔费用后,将未经处理的垃圾运往中国,有的废弃物内含有有毒化学物质。中国正在不断扩张的制造业经济和各个产业也愿意接受这些垃圾,以此作为便宜的原材料回收利用。举个例子,据浙江省海关资料显示,2002年9月从美国运来重达400吨的一船“电子垃圾”,里面都是些废弃的电子设备和零部件,如故障或老旧的彩色电视机、电脑屏幕、复印机和键盘等。关于这些进口垃圾数量的统计并不完整,只知道从1990年到1997年,这类垃圾由100万吨增加至1100万吨。从1998年到2002年,每年从第一世界国家经由香港转运到中国的垃圾从230万吨上升至300万吨。这意味着第一世界国家把污染问题直接转移给了中国。
还有比进口垃圾更为糟糕的问题。虽然很多外国公司把先进技术带给中国,帮助中国解决环境问题,但有些公司却是把污染密集型产业迁往中国。有些科技产业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已被禁止,所以就转至中国等不发达国家。例如,1992年日本将17年前就已在本国禁止生产用以对付蚜虫的农药福雅满的技术,卖给福建一家中日合资公司,毒害了许多人,并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在广东,外资把破坏臭氧层的含氯氟烃大量进口到中国,光是1996年就进口了1800吨。这一切使得中国减少对臭氧层破坏的进程更为艰难。例如1995年,中国有16998家污染密集型企业,生产出价值500亿美元的工业产品。
讨论完中国的进口品,现在让我们广义地来看中国的出口品。中国丰富的本土生物多样性意味着许多具有侵略性的物种很可能输往其他国家,而这些物种在中国丰富的生态环境条件下属于物竞天择的胜利者。例如,三种常见的对北美洲林木造成大面积侵害的病害均来自中国或东亚地区,它们是栗疫病、荷兰榆树病和光肩星天牛。美国本土的栗树由于感染栗疫病已然全部消失,而荷兰榆树病则使我小时候生活过的新英格兰地区的榆树大面积死亡,在60年前,榆树曾是这里的标志之一。至于光肩星天牛,在美国最早是在1996年发现的,在枫树和白蜡树内,估计给美国带来的林木损失高达410亿美元,比栗疫病和荷兰榆树病加起来造成的损失还要严重。此外,近年来中国的草鱼也在美国45个州的河流和湖泊中安家落户,与美国本土鱼类竞争,给水生植物和浮游生物带来巨大的影响。另外,中国向外移民的人数也越来越庞大,对生态和经济产生重大的冲击。在澳洲的合法移民中,中国人的数量已位居第三(参见第十三章),而跨过太平洋前往美国的合法或非法移民也不在少数。
中国的昆虫、淡水鱼和移民有意或无意地,通过轮船或飞机前往世界各国,还有一些出口物则纯属无意识,经由大气层抵达其他国家。例如第一世界国家在1995年淘汰了含氯氟烃这种会破坏臭氧层的物质,而中国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含氯氟烃生产国和消费国。二氧化碳是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元凶,中国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世界的12%。按照当前的趋势来看,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增无减,美国保持不变,其他地区则在逐渐减少。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到2050年,全球排放的二氧化碳预计约有40%来自中国。此外,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氧化硫生产国,其产量是美国的两倍。另外,强风将中国的沙漠、退化的草原和休耕农地上被污染的沙尘和泥土向东吹到韩国、日本和太平洋岛屿,并在一星期内穿越太平洋降落到美国和加拿大。这些空气微粒是由中国的燃煤经济、滥伐森林、过度放牧、土壤侵蚀以及不当的农业生产方式造成的。
还有一项中外交换,中国的进口数量是出口量的两倍,那就是中国从其他国家输入木材的同时,把滥伐森林问题输出到其他国家。中国是世界第三大木材消费国,农村能源的40%来自柴薪,造纸业和纸浆业所需的原材料也几乎都用木头,还有建筑业所需的板材。中国对木制品的需求量和国内能供给的木材数量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1998年洪灾之后,政府开始禁止砍伐森林。此后,中国的木材进口量翻了6倍,主要是从热带地区进口热带木材,如马来西亚、加蓬、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巴西等。中国目前的木材进口量仅次于日本,而且很快就会超越。中国也从温带国家进口木材,主要从俄罗斯、新西兰、美国、德国和澳大利亚进口。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木制品的关税从15%至20%下调到2%至3%,所以中国将进口更多的木材。实际上,这意味着中国与日本一样,保护本国森林,将砍伐森林的问题转移给其他国家。在一些国家(如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滥伐森林的问题已经到非常严重的地步。
还有一个方面鲜有人提到,那就是中国人民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一样,希望能达到第一世界居民的生活水平。对第三世界居民而言,这意味着购买房子、家用电器、生活用品、服装等通过消耗能源大量生产出的消费性产品,而不是那些手工制品。同时也能享受现代医药和高水准、高消费的医疗服务;食用大量以人工化肥高效种植出来的作物,而不是用动物排泄物来做肥料,或用植物护根;食用工厂加工食品;以汽车代步(最好是私家车),而不是走路或是骑自行车;购买在外地生产通过物流运输过来的商品,而非只是本地货。我知道的所有第三世界居民,甚至包括那些努力维持或再现传统生活方式的人,对上述第一世界国家生活方式的一些特征都持认同态度。
中国人口数量位居世界第一,经济高速增长,最能说明全球居民对第一世界国家生活方式的向往。一个地区的生产或消费总量等于人口数乘以人均生产或消费率。由于中国人口总数庞大,因此生产或消费总量相当高,但人均生产或消费率还是偏低。例如,就主要的四大工业金属(钢铁、铝、铜和铅)而言,其人均消费率在中国只有9%。当前中国的经济正朝着第一世界国家方向突飞猛进,如果中国人均消费率达到第一世界国家居民的水平,即使世界其他地区都保持不变(人口数量和生产/消费率都不发生变化),那么把中国的人均消费率与人口总数相乘以后,工业金属领域全球生产或消费总量就会增加94%。也就是说,当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第一世界国家水平之后,全球人类的资源利用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将会倍增。然而,我们并不知道当前地球上的人类资源利用和环境能否承受这样的冲击。人们必须有所放弃。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问题自动变成了全世界的问题。
未来
过去,中国领导人有“人定胜天”的信念,认为环境破坏的问题只会影响资本主义社会,而不会影响社会主义社会。现在中国的环境问题迫在眉睫,领导人也对此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们的思想转变始自1972年,那年中国派遣代表团参加第一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然后于1973年成立了环境保护领导小组,1998年(中国发生了前所未遇的特大洪灾)该小组升级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1983年,中国政府在理论上将环境保护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政府虽然在尽力控制环境恶化,但实际上仍以经济发展为重,并以此作为考评官员的标准。政府虽然出台了许多环境保护法规和政策,但是贯彻执行仍不够彻底。
中国的未来何去何从?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在问这一问题: 虽然环境问题在不断加剧,解决方案也在推陈出新,孰败孰赢尚未有定论。中国的环境问题迫在眉睫,不仅由于中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更是因为中国历史的特色之一就是“摇摆不定”。对此,我曾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讨论过,中国的海岸线相对平直,没有像意大利和西班牙/葡萄牙那样的大型半岛,也没有不列颠和爱尔兰那样大的岛屿,主要的河流大多平行排列,由西向东。因此在公元前221年,中国核心疆域已经实现了大统一,此后大部分时间维持统一局面。而地理上支离破碎的欧洲从未达到政治的统一。中国的政治统一使得统治者能够在广大的疆域内自主地改弦更张;对此,欧洲只能望洋兴叹。当然,改革可能马上带来转机,也可能让事情一下子变得更为糟糕(因此,我用“摇摆不定”这个词来表示)。中国的统一局面和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使得中国能够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就派遣世界上最先进、最庞大的远洋船队访问印度和非洲;也会因为皇帝一声令下而解散船队,并将海外殖民地拱手让给微不足道的欧洲国家;对此,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当时的工业革命的萌芽会遭到扼杀。
统一局面给中国带来的优势和风险持续至今,在环境和人口问题的重大决策上,中国仍采取摇摆不定的态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解决问题的魄力是欧美等国的领导人们无法比拟的,例如减少人口增长的独生子女政策和1998年发出禁止砍伐森林的命令。而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也可能比欧美领导人会造成更大规模的混乱,诸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关于中国目前环境问题的后果,有一点确凿无疑,即所有事情在好转之间将变得更为糟糕,这是因为时间差和环境破坏不断加剧的缘故。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关税减免,汽车、纺织品和农产品等商品的进出口量增加,使得国际贸易更加频繁,这必然对中国造成或好或坏的巨大影响。中国的出口工业将制造成品运往国外,污染物则留给自己,这种现象正在变本加厉。一些进入中国的商品,如废品和汽车,会对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而这种现象也在有增无减。与此同时,几个严格遵守环保标准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强制要求中国采用他们的国际环保标准,并以此作为商品出口到他们国家的条件。中国大量进口农产品可使其降低肥料、杀虫剂的用量,并减少对生产率低下的农田的利用。此外,进口石油和天然气也可减少燃煤带来的污染。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利有弊,一方面,增加进口,减少国内生产,但这仅仅只是把环境破坏的问题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而且这已经发生在木材进口上。中国由国内砍伐木材转变成从国外进口,从而让那些木材出口国承担森林消失的危害。
悲观主义者会注意到中国存在大量危险,其一是对经济增长的重视程度高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其二,大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低下,这一部分是因为教育投入不够多,中国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及第一世界国家的一半。中国的人口总数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0%,但教育经费只是全世界教育经费的1%。子女的高等教育费用对大多数中国家庭而言都非同小可,一年的学费大约是一个城市工人或是三个农民一年的收入。中国目前的环保法规不成系统,缺乏有效的贯彻执行和长期结果评估。比如正在急剧消失的湿地,虽然政府已出台相关法规,但缺乏一个总体框架对其进行保护。此外,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地方官员由地方政府任命,而非总局任命,因此地方政府经常阻碍环保法规的施行。重要环境资源价格过低变相产生鼓励浪费的结果。例如用于灌溉的一吨黄河水只值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瓶矿泉水,因此农民没有节约用水的意识。再则,土地归政府所有,然后租赁给农民。一块土地在短期内可能由不同的农民耕种,因此农民不会在土地上进行长期投资或爱惜土地。
中国的生态环境还面临着更多特定危险。其中车辆数上升、三项超大工程、湿地的急剧消失等问题已初露端倪,其恶果会一直累积下去。即使中国的总人口得以控制不变,预计到2015年时平均每户家庭的人口将减少至27人,但在家庭户数上却增加了126亿户(超过美国的总家庭户数)。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鱼肉产品的消费也越来越多,肉类生产和水产养殖造成的环境问题将更为严峻,如动物和鱼类的粪便污染和鱼饲料投放过多引发的水体富营养化。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产品养殖国,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食用人工养殖水产品多过野生鱼类的国家。如果中国人的肉类消费量达到第一世界居民的消费水平,那么对全世界而言,影响举足轻重。就像我刚才以钢铁为例一样,当前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人均生产和消费率存在较大的差距;如果告诉中国,不要向往第一世界国家的生活水平,中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态度。但是如果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的国家,以及当前第一世界国家都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地球必定无法承受。
尽管中国的环境问题危机四伏,不容乐观,但还是有重大转机。加入世贸组织和即将举办的2008年奥运会刺激中国政府更加关注环境问题。例如为了防御沙尘暴,政府投入60亿美元开始在北京周围建立“绿色长城”或防护林带。为了减少北京的空气污染,北京市政府下令车辆改用天然气或液化石油气。中国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逐步淘汰含铅汽油,而欧洲和美国经过许多年才达到这一目标。近年来,中国建立并实施最低燃油经济性标准,连SUV汽车也必须遵循此标准,而且新车废气排放也向欧洲标准看齐。
中国已经竭尽全力维护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建立了1757个自然保护区,占国土总面积的13%,此外还有动物园、植物园、野生动物繁殖中心、博物馆、基因库和细胞库等。中国还大规模使用一些环保的传统技术,例如在中国南方常见的在水稻田里养鱼。此法可将鱼的排泄物用作天然肥料,增加水稻产量,而且控制虫害和杂草,减少除草剂、杀虫剂和化肥的用量。因此在没有破坏环境的基础上,增加了饮食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中国目前的森林复育行动也欣欣向荣,自1978年开始大规模植树造林。为了防洪,1998年更是下令禁止砍伐森林,并着手实施天然森林保护工程。中国从1990年以来,经过与荒漠化的不断抗争,将近15000平方英里的土地恢复绿化和固定沙丘。自2000年起,中国还展开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特别是针对陡坡上的耕地,并对相关农民给予谷物补助。
中国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呢?目前的中国就像其他国家一样,在不断加剧的环境破坏和大力保护环境之间摇摆不定。鉴于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飞快增长的经济和一贯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国摇摆的幅度比其他国家更为剧烈。其后果不仅影响到中国自身,而且将波及全世界。我在撰写本章的时候,内心起伏难平,一边为中国种种环境破坏问题忧心忡忡,一边又为政府正在大力施行的环境补救措施而欣喜若狂。中国幅员辽阔,且政府采用由上而下的方式制定决策,其影响力势必深远重大,超过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巴拉格尔。如果中国政府将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置于人口增长问题之上,以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魄力和效率来实施环境保护政策,那么中国的将来必定光辉灿烂。
目录:
目录
前言 两个农场的故事
第一部分 现代蒙大拿
第一章 蒙大拿苍穹下
第二部分 过去社会
第二章 复活节岛的薄暮
第三章 最后的人类:皮特凯恩岛和汉德森岛
第四章 旧日支配者:阿纳萨兹人和他们的邻居
第五章 马雅文明的崩溃
第六章 维京的前奏与赋格
第七章 格陵兰维京社会的繁荣
第八章 格陵兰维京社会的终曲
第九章 另辟蹊径,开拓成功之路
第三部分 现代社会
第十章 马尔萨斯在非洲:卢旺达的种族屠杀
第十一章 一座岛屿,两个民族,两种历史: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
第十二章 中国:摇摆不定的巨人
第十三章 “开采”澳大利亚
第四部分 实践教训
第十四章 为何有些人类社会会做出灾难性的决策
第十五章 大企业与生态环境:不同条件,不同结局
第十六章 世界是一片圩田:这对当今的我们有何意义?
补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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