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情况：
1988年获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大奖
1988年第5届津巴布韦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故事片真实新颖奖
1988年第35届悉尼国际电影节电影评论奖
1988年摩洛哥第一届马拉什国际电影电视节导演大阿特拉斯金奖
1988年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
1988年第十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1989年第16届布鲁塞尔国际电影节广播电台听众评委会最佳影片奖
1989年法国第五届蒙彼利埃国际电影节银熊猫奖
1989年第八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十大华语片之一 　
1990年民主德国电影家协会年度奖提名奖
1990年古巴年度发行电影评奖十部最佳故事片之一

演员表:
巩 俐-----------我奶奶（九儿）
姜 文-----------我爷爷（余占鳌）
滕汝骏----------罗 汉
刘 继-----------我爹（豆官）

影评&幕后:

《红高粱》：上世纪80年代末最有代表意义的作品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电影市场的急剧变化使得曲高和寡的“探索片”难以为继，于是，中国的中青年导演在艺术追求上开始走向分化，部分导演拍出了探索性与观赏性相结合的影片，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就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意义的作品。
　　《红高粱》是根据着名作家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改编，它以崭新的艺术形式，描绘了上世纪中国三四十年代一伙农民古朴、野性的生活和他们与侵略者浴血奋战的过程。明快、紧凑、张弛有度的节奏，画面、色彩、光线及其所构成的生动而浓烈的视觉形象，这一切电影艺术的表现令业界对中国电影刮目相看，《红高粱》在国际影坛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被认为是中国电影真正走向世界的新的开始。
　　在《红高粱》里，张艺谋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古老文明积淀而成的一个隐秘的故事，他以红色为影片的基调，通过人物的塑造歌颂了自由和生命的真谛———爱就真爱，恨就真恨，大爱大恨，大生大死，因而唤起了人们对那个疯狂而无序的年代里的英雄所具有的那漫溢的激情、漫溢的野性和漫溢的自由的追求。
———《一生要看的50部经典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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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红高粱》，张艺谋的红色经典

　　《英雄》、《十面埋伏》时代的张艺谋，俨然是中国电影的“救世主”：票房高涨、评论如潮，当资历和名望给张艺谋带来“占据重要资源”并“获取媒体关注”的回报，张艺谋作品便理直气壮地成了“文化盛宴”。虽然中国式炒作加电影的形式主义底蕴不足，几乎将两部万众瞩目的“武侠巨作”变作人人喊打的“春节晚会”，但张艺谋及其支持者仍可凭拉动消费的“客观功绩”嚣张跋扈狂妄自大--毫不理会这一“收视率”的“阶段性胜利”进一步摧毁了观众对国产电影的期待！在片商捞钱、媒体大赚的“正效应”背后，岌岌可危的中国电影已经失去了更多的支持者--因此“张艺谋商业片”必将背负破坏电影生态环境的历史罪错。
　　有了优越的外部环境和硬件条件，被誉为“大师”和“国际重量级导演”的张艺谋却未能交出让观众满意的答卷，可见“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的老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1988年的《代号“美洲豹”》是张艺谋以惊世之作《红高粱》(1987)名声鹊起后首次尝试商业题材，张艺谋不为盛名所累，导演手法洒脱轻松，表现值回票价。当时多数第五代导演专拍艺术闷片，而张艺谋导演《代号“美洲豹”》动作戏时举重若轻娴熟流畅的技巧，充分证明他是第五代导演中最具商业潜质的--在电影票价几毛钱的时代，《红高粱》票价居然炒到5-10元，中国电影史上恐怕再也找不出如此成功的炒作案例--此后的事实也表明，张艺谋确实是第五代导演中最会赚钱的一位。
　　其实，《代号“美洲豹”》中紧张升级引人入胜的动作场面都可以理解为《红高粱》中经典压力场景的另类再现。一些港台电影人甚至在“我爷爷”大闹肉铺一节的场面调度中领悟到武侠片的精义。
　　那么，电影《红高粱》还具备哪些“商业元素”呢？该片是中国第一部走出国门并荣获国际A级电影节大奖的影片，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殊荣以及“脱戏”的传言已经相当引人关注，在猎奇心理支配下，观众自然热情高涨趋之若鹜。抛去外部因素，影片本身的素质绝对过硬。
　　电影《红高粱》根据作家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改编，原作发表在《人民文学》并被读者推选为年度“我最喜爱的作品”第一名。这部文学作品不仅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其美学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莫言小说深受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流派影响，意识流结构中时空交织、人生沉浮，但在“洋为中用”的过程中，作者并未放弃对民族精神的检视，意象奇诡瑰丽充满诗意的描述既是作者独特的情感体验，又在读者心上铭刻了被历史埋没被今人遗忘的传奇故土、英雄故人。莫言的笔法恣意放纵，文字极有征服力，因此，说《红高粱》是上个世纪国内最具“电影感”的文学作品毫不为过！
　　所谓“电影感”，一方面指故事结构中意识流式的“自由剪辑”，一方面指作者描写事物时应用的视觉化的文字。当年张艺谋要在别人帮助下才能读懂小说，肯定是因为小说作者违背常规的“剪辑方法”造成了他的阅读障碍。但显而易见的是，原着中视觉化、情绪化的文字给张艺谋带来了深刻印象：电影《红高粱》并未照搬小说的意识流结构，而是将故事改为直线叙述，在影片的视觉风格上，导演、摄影精心复现了小说构造的色彩世界，如阳光般眩目、热情似火的红色震惊影坛，也给导演张艺谋留下至今难舍的情结。
　　中篇小说《红高粱》随后衍生出大部头的《红高粱家族》，在作者的深入解剖之下，“我爷爷”、“我奶奶”人性中的丰富一面得到展现。然而，人物形象的真实和立体往往以“唯美”的流失为代价，读者终于了解到“我奶奶”喜欢乱搞乃至“我爷爷”完全没有革命者的崇高精神未必会感到愉快。电影《红高粱》则胜在纯美，礼赞了敢爱敢恨、激情燃烧的生命。
　　《红高粱》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少女被迫嫁给麻风病人，接亲途中，新娘被生性彪悍的轿夫吸引。半路突生事端，土匪前来劫财劫色，与新娘眉来眼去的轿夫挺身而出，众人合力打死土匪。在高粱地里野合之后，少女和轿夫就成了“我奶奶”、“我爷爷”。他们携手对抗封建礼法，和乡亲们一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压迫……
　　影片的艺术贡献非常突出，富于视觉冲击力的画面造型强劲迸发出第五代导演厚积薄发的雄心壮志，美术、音乐，无处不有情恋故土惊世骇俗的第五代精神，如果要在中国第五代导演作品中找出最有代表性电影，《红高粱》无疑是不二之选。
　　“颠轿”、“野合”当年都为评论者津津乐道，今天看来，两个段落的摄影手法以及场面调度仍然无人能及。
　　新娘轿中偷窥半裸猛男的场面，主客观镜头交替运用毫无错乱，摄影师出身的张艺谋[掌镜作品：《一个和八个》(1984)、《黄土地》(1984)、《大阅兵》(1986)]交待画面时一派大家气度。在这一高潮段落中，演员在镜头内的表演、摄影师变换的视角以及剪辑节奏与不断起伏的背景音乐配合得当浑然一体，多个艺术层面的变化在导演控制下有机联系一气呵成，整个段落绝对有资格做电影学院教学宝典。
　　“野合”一节，渐起的风势以及青年男女在高粱地里的快速追逐宣告这是一个酝酿高潮的段落。当“我爷爷”在躺成“大”字的“我奶奶”跟前跪下，自由狂舞的高粱恍若神来之笔！在这生命与自然的伟大象征面前，肉体的裸露与色情的交代反倒显得极其“渺小”了……假若张艺谋颇合时宜地选择让巩俐背面全裸，此段就不可能具有直刺灵魂的力度。男女云雨交欢之后，“我爷爷”粗犷的歌声在高粱地里传出，张艺谋的匠心独运之处就在于，他通过一系列风吹高粱的画面让观众看到了“歌声”的存在和意义：雄性的声音撞击着高粱叶片也扰乱了“我奶奶”的心扉。
　　再说说两个当年遭人诟病的段落：“撒尿”和“剥皮”。
　　“野合”之后，“我爷爷”跑到烧酒作坊胡闹，并往酒篓子里撒尿，这场戏实际上是“我爷爷”和“我奶奶”发展关系的转折点：在高粱地的“野合”可能只是色情男女一时冲动，但经这一闹，“我爷爷”“我奶奶”在冷静对视中读出了彼此的需要！严肃思考，理性判断，最后，“我爷爷”大义凛然地抱起全面屈服的“我奶奶”关门做爱，完全不顾众人的惊愕目光，爱情之花自由绽放！
　　并无直接血腥画面的“剥皮”一节，普遍被“愤怒群众”误读作惨不忍睹的“自我丑化”，甚至据说还有一些高密农民为此上访的，其实电影作者的意图完全被缺乏电影常识的观众曲解了：日军威逼肉铺伙计将秃三炮、罗汉大爷剥皮示众，最可恨的并非肉铺伙计和助纣为虐的翻译官，而是面无表情的日本兵！面对人间惨剧，日本军人麻木不仁视若无睹，冷面比狰狞更能揭示侵略者的凶残。
　　作家丛维熙认为中篇小说《红高粱》标志着抗日战争题材创作的突破，那么，电影《红高粱》的贡献也是一样的。第五代导演一向喜欢高举人性旗帜、淡化时代背景，在电影《红高粱》中，自由奔放、热血沸腾的生命跃到前台，被讴歌、礼赞！战争场面比重较比同样时代背景的作品明显下降，而且拒绝任何政治说教成份的介入--这在当时已经相当难得！影片结尾的战斗画面完全以电影写意手法呈现，人物不多，却比擅长人海战术的国产战争片更多震撼！日食、红色笼罩的世界、响彻天地人间的童谣，如血海汪洋的高粱地……《红高粱》把战争造成的创痛深深烙印在观众的记忆之中。
　　记得当时有一种极其可笑的说法，就是认为《红高粱》靠宣扬愚昧落后、展示民族丑陋一面讨好外国观众并博得国际大奖的青睐--我想这种言论本身才真正暴露了某些国人的“愚昧落后”：在泛政治化的国度，赢得国际荣誉居然被看成遭政治敌手暗算，如此狭隘、短视的粗暴态度，只会将中国电影拖离国际轨道，使国产片在无人问津自说自话中灭亡。
　　《红高粱》中的落后文明是旧中国的真实写照，那些对《红高粱》获奖深表厌恶的人应该知道，贫穷和落后不是耻辱，忘记历史才是耻辱。
况且，较比敢于直面历史、人性真实的《红高粱》，某些喜好展示富裕文明景观、乐得歌功颂德的主旋律电影才是虚伪骗人的东西--这种片子不仅外国人不看，中国人自己也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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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四溢《红高粱》

　　《红高粱》不是张艺谋最钟意的一部电影，但却是他最有特点的一部激情之作。在电影中，张艺谋把自己梦想的一切，尽可能地付诸于斯，这除了表面触手可及的影像的元素之外，还可以感觉到他年轻而不曾被束缚的激情，所以电影中充斥了惊心动魄的民族寻根意识和令人目瞪口呆的浓墨重彩。我一直不愿意和人谈论张艺谋的现在和未来，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他不可避免地要圆滑要有顾虑，要失去初生牛犊的锐气，但我一直认为，拍出了《红高粱》这样一部电影的男人，其本质一定是血性的。
　　视觉
　　完全可以这么说，当张艺谋遭遇了顾长卫，《红高粱》就具有了西部漫天黄尘里酒一样熊熊燃烧的生命质感，中国第一摄影和同样对影像如痴如狂的老谋子，两个旷世才子激情碰撞，大自然的苍凉，东方文化的神秘，就通过他们独特的造型摄影，呈现在世界面前。九儿穿在身上中间宽上下窄的红袄红裤；伙计们闪耀着古铜色彩的上身和他们桀骜不驯的光头；在震天的唢呐声里，把阳光切割成无数碎片的扑楞楞抖动的高粱骒子，日食的时候铺天盖地的红，高粱地里满眼透不过气的绿……在[红高粱]里，摄影出身的张艺谋大开大阖，把视觉和造型艺术玩得酣畅淋漓，几乎每一个镜头都可以看作是一幅饱满浓烈的剪影，大量运用的造型艺术以电影的语言再一次横空出世，在此之前，还没有人敢把电影玩到这样的极致，也没人敢把那样浓重的色彩，就那么泼墨一般地肆意挥洒，所以[红高粱]作为张艺谋一部颇具实验意义的作品，其对自己乃至中国影坛的震撼不言自明，以至于在后来的[英雄]中，他还对对此念念不忘，但可惜的是，和所有的平常人一样，此时的张艺谋已经珠圆玉润锐气全无了。应该说[红高粱]的成功，造型摄影和色彩的大胆运用应该算作第一功。
　　音乐
　　在《红高粱》之前，对赵季平一无所知。当我知道他就是长安画派创始人赵望云之子的时候，他已经用更为古朴悠远的音乐让我五迷三道了。从本质上来说，《红高粱》的音乐不但让赵季平完成了自己平民音乐的创作愿望，也和张艺谋进行了一次让人热泪盈眶的寻根之旅。颠轿一段音乐劲拙热烈，充满了生命的激情而又满含了黄土高原秦人的火辣酣畅，他和张艺谋都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都有对中国古老文化不可思议的痴迷，《红高粱》无疑是一次可以趁机发泄的好机会。恭喜，这次发泄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心中那种隐隐约约的反哺归巢情结，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九月初九敬酒神时候单单由唢呐营造的豪放野性的《酒神曲》；第一次和“我爷爷”在高粱地里野合之后，黄土地男人用自己毫不修饰的粗犷嗓音送自己女人时的情歌；九儿血洒高粱地时候儿子豆官完全念白方式的指路冥文，穿云的金石之音，在空旷的黄土地上一路奔腾，搅起的滚滚烟尘在天边浩浩汤汤。
　　赵季平的音乐和这部电影相辅相成天人和一，同样热烈饱满的情绪，同样嶙峋苍凉的情怀，在银幕上大写意地完成了一次雕镂山河镌刻生命的挥洒，大善若水的赵季平诡异横放的张艺谋双手一握，西部的高粱叶子，森林一样的霍霍有声。
　　图腾
　　我不知道张艺谋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脑海中闪没闪现过图腾这两个字，可是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思想意义上，他都又把那个远古时代被人膜拜倒了的图腾重新树立起来，民族中最古老的最有象征意义的东西，被他看似随意地穿插其中。唢呐、花轿、土坯房、剪纸、年画、门神、酒篓子，肥棉裤、高粱地，石头小桥，肚兜，粗瓷碗以及黄土地尽处的血一样的红太阳、黄土高原上望不到头的蛇一样的羊肠小路……它们被最大程度地赋予了生命、生殖、情绪、梦想等等的一切，对生命的美好以及繁衍生息的追求，从来没有这样凝重张扬过。
　　同样野心勃勃的张艺谋决不会只停留在这些表面形式上，他有效地利用特殊历史时期的特定环境，完成了他重铸了民族心灵图腾的愿望。如果说，“我爷爷”的血性和狂放，都是有目共睹的滞留于表面的话，那么刘罗汉和屠三炮的民族情愫家国情怀，就隐藏在内心深处，而一旦破土就势不可挡。蔫声蔫气对“我奶奶”俯首帖耳的刘罗汉，因反抗日本鬼子被活活剥皮，破口大骂至最后一滴血；土匪屠三炮平日里打家劫舍，在日本鬼子到来时却挺身而出，于是，当“我爷爷”和伙计们，用血一样的高粱酒伏击日本兵的时候，耳畔响着中国人象征新生命的娶亲的唢呐调，高粱叶子就那么簌簌地颤抖，黄土地就那么安静如海。
　　有人说[红高粱]满是维多利亚时期地下文学的意味，可是我一直坚持认为只有深深地植根于这块土地的人，才能蕴含这样喷薄欲出的情感，才能最终完成这样一幅黄土风情画、民族繁衍史，与此相比，所谓才华和技巧就显得苍白了，最多只能算作风雷之外的漫天云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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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电影《红高粱》的色彩魅力
　　"娘，娘，上西南，高高的大路，足足的盘缠，娘，娘，上西南……"——"我"父亲高亢童稚的声音回荡不绝，碰得高粱棵子索索打抖。在剪破的月影下，"我"爷爷牵着他的手在高粱地里行走，三百多个乡亲迭股枕臂，陈尸狼籍，鲜血灌溉了一大片高粱，把高粱下的黑土浸泡成稀泥。人月深处，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的血海。奶奶安详地倒在血泊中，高粱齐声哀呜，慷慨、悲凉。太阳出来了，太阳被暗红色的血抹成深红，红色的太阳燃得正旺，世界都是红色……
　　这是电影《红高粱》的结尾。我久久驻立，沉浸在极度的美的感觉中。张艺谋真高明，他大胆运用了色彩的特殊的审美价值，为观众创造了一个红色的世界。我以为，这部既有观赏性，又有思想性的"美"的影片的成功，与他对色彩审美规律的准确把握有关。影片以红色为主基调，利用色彩本身对于人的视觉的美感效应以及色彩的象征意义，勾起人们丰富悠远的联想，充分调动了观众的审美体验，这可以用汪先生的系统进化论的美学观来解释。
　　汪先生认为，美究其实乃是动物体的生命运动和客观世界取得协调的感觉标志。任何一个审美过程本质上都是动物体的感性系统（包括有机联系的逐级上升的机体部、感官部、中枢部三个组成部分）对于客观事物（即审美对象，表现为物质。即使实质是意识，也以物质为存在外壳）的一级反射，或二级反射，或三级反射或其组合。
　　这是美学研究中一个全新的观点，我觉得很受启发。在选修此课之前，我所接触的美学书籍一般是从哲学的角度，空泛地谈论美的本质特征、美的分类（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又论美感，审美心理及崇高感、悲喜剧等问题，总让人觉得"玄"，空对空。这类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不少成就和进展，但没法从根本上揭示美的内在规律，充其量只能算比较中肯的评价、评论、归纳和总结，不能称"美学"。因为美的研究要成为一门专门的独立的学科，首先必须是科学的。
　　系统进化论的美学观正是从心理学、生理学、进化论、系统论等科学角度，以实践为根基构筑了自己的学术体系，有据可查，有事实可依，不象空中楼阁，虽漂亮，却站不住脚。
　　审美过程是一个反射的过程，是人性结构与审美客体相撞击的产物。这既符合毕达哥拉斯最早提出的"美是和谐"，又印证和充实了狄德罗着名的"美在关系说"。美在于关系，在于谁与谁的关系呢？这种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其状态如何？系统进化论的美学原理令人信服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个原理指出，美在于动物体的感性系统与客观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最广泛地说，在于我们的生活的物质世界中的两个物质的关系。宇宙的事物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变化发展和相互关联的。两个由原子构成的物质相遇，其中一个物质具有高级的复杂的结构，是生命体，且又有神经系统（动物体，脱氧核糖核酸的活组织），这个物质的感性系统即可对另一物质的刺激产生反应（即反射），如果这个反应与感性系统的内在机制相协调，即产生美。这是一个可以推至最一般、最普遍的美的规律。
　　具体来讲，比如感性系统的感官部的视器官，即对与它发生关系的物质光有美的反射功能。这是由于它的内在机制决定的。一定波长的光（400毫微光至760毫微米波长）反应于人或动物的眼睛，由于他们的明度不同，饱和度不同，及混合比例不同，即会产生千差万别的色感觉。当外部光的波长、明度、饱和度、混合度等指标达到一定的程度，这种色感觉对于视觉器官是美的。这中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视觉派、野兽派的画家正是抓住这些关系大做文章的。张艺谋也是用红色的绚丽愉悦、抓住观众的眼睛的。画面很美，色彩怡人，这是《红高粱》给人的第一印象，正如商业街美丽的装潢首先引起人的注意一样。同时，张艺谋更深一层地巧妙地运用了色彩的象征意义，将影片的美学的意义由第一级反射上升到二、三级反射，即神经中枢的更为复杂更为高级、进化的反应，并把两者结合起来，产生了极好的美感效果。所以《红高粱》既是"视觉游戏"艺术品，又是视觉性中枢部游戏艺术品。那种铺天盖地的淡淡的红色既愉悦了视觉器官本身，又象征了一种强烈的生命意志（红色是血的颜色）。一种敢爱敢恨、敢作敢为、酣畅淋漓、尽情挥洒的人生态度，两者交融在一起，使人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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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坊不酿酒轿子能颠人 《红高粱》道具真真假假　

　　《红高粱》，一部为影评人所津津乐道的张艺谋的代表作，一部将张艺谋和巩俐同时推向世界影坛的艺术影片，其中所使用的大量道具如今保存在影片拍摄地——镇北堡影视城中。和影片一样，红色成了道具的主题色，同时每件道具都在尊重西北特色的前提下具有夸张、写意的造型。
　　在张艺谋的电影中，道具就像是图腾。民族中最古老、最有象征意义的东西，被他看似随意地穿插其中。唢呐、花轿、高粱地，剪纸、年画、土坯房，肚兜、酒篓、肥棉裤等被最大程度地赋予了生命、生殖、情绪、梦想……对生命的美好以及繁衍生息的追求，从来没有这样凝重而张扬过。
　　道具：红轿子
　　相关剧情：巩俐扮演的“我奶奶”那年19岁，为换一头骡子，“我奶奶”的父亲把她嫁给了十八里坡的五十多岁的李大头。按当地的规矩，要用颠轿的方法折腾新娘子。路上，不管轿夫怎样折腾，“我奶奶”死不吭声。三天后，“我奶奶”坐同样的轿子回门路过高粱地，蒙面的余占鳌将她扛进高粱地里，两个人激情迸发，于是，余占鳌成了“我爷爷”。
　　道具故事：轿子窄小，仅容一人蜷坐，当年，巩俐就在这个轿子中经受了一路的颠簸。片中这一场“颠轿”的戏堪称《红高粱》中的经典片段，崎岖的道路上，滚滚的黄尘翻腾在红轿子外，轿夫近似疯狂的野性舞蹈与轿中“我奶奶”艰难自控的表情形成对比，火红的轿子成了影片独特的电影语言中重要的一部分。红轿子也为“我奶奶”和“我爷爷”牵了红线，轿夫头姜文先“颠轿”再“劫轿”，和巩俐开始了洋溢着野性的情爱纠葛。
　　道具：酒缸 酒坊
大酒缸里姜文醉了三昼夜
　　相关剧情：几天后我奶奶回家，发现李大头死了。众伙计纷纷议论不想乾了。“我奶奶”的一通话劝住了众伙计，撑起这个烧酒作坊。这时，“我爷爷”喝得醉醺醺，他对伙计们胡说八道，我奶奶一怒之下让众伙计把他扔进空酒缸。
　　在烧酒作坊，“我爷爷”在刚酿好的高粱酒里撒了一泡尿，没想到这酒成了好酒，“我奶奶”给它取名叫十八里红。“我爹”9岁那年，日本鬼子修路到青杀口。他们用刺刀逼着乡亲们踩倒高粱，还杀害了罗汉大叔。夜晚，我奶奶搬出当年罗汉大叔酿的十八里红让伙计们喝，大家唱着《酒神曲》，斗志昂扬地去打鬼子。
　　道具故事： 红高粱中的歌曲都与酒有关，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到“好酒”，红红的高粱酒中浸透着主人公豪放的情怀。酿酒作坊里面的大酒缸、大海碗，和在蒸腾的烟气中来回走动的人营造出来的热气腾腾的气氛让人难忘。
　　在《红高粱》的酒作坊中，如今还保留着大量和酒有关的道具。南墙上是一副酒神图，画面朴拙，有浓郁的民间气息，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民情民俗，据张贤亮介绍，地上的酒糟发酵池就是电影中的场景，当年造酒的大酒桶、姜文睡了三天三夜的大酒缸还陈列在酒坊中。电影中，巩俐、姜文就是在作坊中，在酒神图前带领着酒作坊的伙计们歃血盟誓，要与日本鬼子决一死战。其实，这座酒坊并不能真正用来酿酒，只是一处布景，里面的酒碗酒缸倒是真材实料。
　　“道具”：鞋
　　与镇北堡告别时，张艺谋导演把他拍摄《红高粱》时穿破的一双鞋埋在了镇北堡的土中，发誓说，如果这部影片不得奖，他将永远不走电影这条路。后来，张艺谋如愿以偿，《红高粱》公映，连续获得多项大奖，也造就了巩俐、姜文。
　　影视城成立的时候，作家张贤亮按照当时在场的人的指点，真的挖出了那双鞋，将其和主要的影片道具一起陈列在展厅，以证明艺术家之路的艰辛。
　　道具：红被 红盖头
　　核心画面：我奶奶
　　人物特点：人们认识巩俐开始于1988年《红高粱》中的九儿，那时的巩俐虽然满脸的黄土，却难以掩盖她本来的气质。张艺谋最初找到毫无实际电影表演经验的巩俐来担当《红高粱》的女主角，和当时已经大红大紫的姜文配戏，所有人都称张艺谋在“兵行险招”。而巩俐不负众望一炮走红，她在《红高粱》里的野性狂放，为了自由敢爱敢恨、大爱大恨、同生共死的个性，也几乎成了当代人眼中早期新女性的代表。
道具故事：九儿的居室是酒坊外保存最完整的电影场景，其中的道具基本还摆放在原来的位置。这是个典型的北方农家院落，一进门就能看见张艺谋蹲在地上向巩俐说戏的大幅照片。着名台湾电视导演凌峰来参观时，捧着摄像机在院里屋内拍摄了很多的镜头，说现在他还能闻到巩俐的香味。九儿的生活用品主色调也是耀眼的红色，代表着她狂野泼辣的个性。屋内陈列的红被已经不是当年那条，真正巩俐盖过的被子和穿过的红衣、红肚兜等都陈列在了展览馆。当年巩俐就是身着这身红衣成了“我奶奶”，剪刀、窗花、肚兜、盖头都成了张艺谋表现“我奶奶”对新生活美好憧憬的视觉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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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高粱》的电影肌理分析

　　所谓肌理，就是皮肤的纹理。我借用肌理这个名词来表述自己对电影的粗浅理解，因此，所谓的电影肌理，它所包含的内容应该比皮肤的纹理更为丰富一些，否则将无法触及一些深层次的东西。
　　好的电影总是具有丰富而韧实的肌理，它们大致具有如下几个特征：扎实而令人信服的故事情节，它严谨的逻辑性决定了电影肌理的走向与构成；电影场景达到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人物个像与群像的有机结合；与电影故事相吻合的色调、基调和叙述节奏；演员演技纯熟，角色定位准确，无过与不及的毛病；运镜、剪接妥帖流畅，无生硬拼凑之感；音乐出色，成为电影的灵魂式的因素。这些特征犹如一匹布的经线与纬线，它们纵横交错按照严谨的逻辑咬合在一起，构成了一部电影的肌理。
　　张艺谋是一个很注重形式和色彩的电影导演（实际上他更应该称为优秀的摄影家），因此形式和色彩成为他电影肌理中最抢眼的元素。但也正是由于这两个元素过于突出，反而破坏了电影肌理的均衡与谐调。健康的肌理是皮肤、细血管与汗毛按照一定比例排列组合在一起的，如果这些东西被人为损伤或发生病变，就会出现伤口、肿瘤、牛皮癣、白癜风等等。
　　同理，好电影的肌理是由各种要素按照严谨逻辑组合而成的，诸要素非常妥帖地糅合在一起，没有哪个要素会“凸”出来；电影肌理一旦被人为破坏或发生病变，就会出现一些疙疙瘩瘩的东西。
　　《红高粱》是张艺谋执导的第一部电影，在国际上拿了多个奖项，它甚至被一些资深影评家誉为“中国最好的电影”。我个人认为，这部电影并没有好到这种程度，原因就在于它的电影肌理被人为破坏并发生了病变。
　　爱好文学艺术的人应该知道，《红高粱》拍摄的年代，出了一幅很有名的油画《父亲》，它运用类似于电影特写镜头的手法，极其精细地描绘了一个饱经风霜的老农民的面部肌理，表达出画家对农民的深切同情与悲悯，极具震撼力。于是，这种描绘局部的、静态的人物造型的手法，被许多画家所模仿，他们试图通过一只手、一只陶罐、一把犁铧去表现“宏大的主题”。
　　那个年代还是“寻根文学”大行其道的年代，作家们好象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了地球，醉心于研究古老的县志、民俗、神怪、奇人，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正是当时流行文学的产物，是一部混合了“寻根文学”与拉丁美洲“魔幻文学”表现手法的小说。
　　莫言在这部小说里释放出急尿冲槽般的想象力，洋洋洒洒地描写了故乡高密的自然、历史风情，他通过叙述土匪故事、抗日故事来诠释祖先们公牛般旺盛、强劲的生命力和往“传统的酒坛”、“经验的酒坛”、“权力的酒坛”撒尿的反叛精神。不过，说实话，我并不相信莫言所讲的故事，他在小说里描绘的旧社会的真实性被没有节制的想象力和屎尿横流的文字稀释了。
　　当张艺谋把这部充满了想象泡沫的小说搬上银幕时，他并没有能够摆脱那个年代的画家、作家的影响，相反地他是以一种欣赏和模仿的心理去迎合当时的艺术思潮，并从中寻找他的电影语汇。张艺谋在电影里并没有能够弥补小说缺乏真实性的不足，反而渲染和扩大了这种不真实。
　　“颠轿”那场戏被许多人津津乐道。写这篇文章前，我特意又看了一遍《红高粱》。我觉得这场戏与其说是剧情的需要，倒不如说是张艺谋急于炫耀民俗和粗犷的画面。这场戏也缺乏真实性，在农村送新娘出门，除了轿夫和吹鼓手，实际上还应该有娘家送亲的人、抬嫁妆的人、女傧相等，不会像“颠轿”那场戏只有几个抬轿和吹吹打打的大老爷们。莫言的小说并不可靠，而张艺谋把这种不可靠更进一步变成了“艺术的谎言”。“颠轿”这场戏确实拍得很有气势，运镜流畅，色调粗犷，画面丰满，但它同时也形成了一个悖论：拍摄很专业，但却缺乏真实的基石。显然，张艺谋落笔的重点和关注的核心不是真实，而是形式和色彩。在这里，电影的肌理第一次被人为破坏了。
　　“野合”这场戏也被一些人奉为经典。张艺谋把一次野外苟合拍得激情四射，高粱大开大合，唢呐吹得撕肝裂肺，又是下跪又是低头什么的。他没有循色情片香汗淋漓、玉臂横陈、娇喘吁吁的老路，把一次交媾弄得像隆重的祭祀典礼和精神图腾。我并没有被张艺谋的这一“得意之笔”所感动，相反地，我厌恶这种抽离了性爱基本体验的矫情虚饰的伪激情和大而无当的诗意化描述。这种描述从本质上说是拒绝真实损坏真实的。相比之下，我觉得《美国往事》里黑社会老大面条在轿车里强奸女人的那常戏更具有震撼力，而这个震撼力恰恰来源于真实。
　　由于过于追求形式和色彩，张艺谋的镜头常常因为留恋于构图而显得呆滞、生硬，比如电影里几次出现山坡圆拱土门的画面，有时还配上一只月亮什么的。这些画面让我想起了那些喜欢大段抒情和风景描写的文学青年，以及那些刚学会取景构图的摄影爱好者。“高粱地伏击战”也拍得很做作，几个镜头东晃一下西晃一下，还没等观众看清敌我双方交战的过程，就玩起了慢镜头，让几个大汉抱着酒瓮踩着柔姿步去炸汽车，而且枪炮声消失了，唢呐声莫名其妙地响起来。在这里，再明显不过地暴露出张艺谋缺乏战斗拍摄经验以及展示空间变化和调度复杂场景的能力，这个机体性的缺陷一直被保留到他拍摄《英雄》，秦军方阵被他可笑地拍成了团体操和牵线木偶表演。
　　正是由于上述的各种缺陷，《红高粱》的电影肌理呈现出病态的纹理，出色的构图与摄影因为太突出而破坏了电影整体的浑然统一，它显然更适合充当摄影教材而非导演教材。它成功地展示了“伪民俗”，却也暴露出张艺谋一味追求“三分钟精彩”的毛病。它所讲述的故事原本是应该具有动人的元素的，但奇怪的是，除了“高粱地剥皮”那场戏令人惊悚之外，我并没有从电影里感受到感动的力量，张艺谋似乎想在电影里传达出一种野性的美和力量，遗憾的是他的这种努力被过于耀眼的表面化形式化电影语言损耗掉了。只要抽掉形式和色彩这两个支撑的骨架，《红高粱》就会颓然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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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高粱》到《十面埋伏》 张艺谋电影巡礼

　　对于一位艺术家的评价，需要对他早、中、后期的作品串联起来才会寻出一道轨迹，他的艺术主张、他的价值观都会显现出来。综观张艺谋20年来的作品精选，我们发现，他始终都在艰难地尝试艺术与商业的调和，我们的老谋子在走向市场化的道路上早就“老谋深算”。他在文化层面上的撤退，也许正是对中国电影产业全球化进程中的贡献。其实从一开始他就不是一味朝“艺术”这条道路直奔的，要那样想只是我们一厢情愿中了他的“埋伏”。
1986《红高粱》
　　点评：这部处女作是张导国际化开山之作，当年“东方不亮西方亮”的代表影片。该片充满张扬生命力和浓烈色彩，对中国文化作出了一份崭新却颇受苛责的寓言阐释。
1990《菊豆》
　　点评：该片在各电影节上的丰收不比《红高粱》逊色，且更唯美自然，烘托出时代、牢笼与挣扎的主题。张艺谋在该片中技术和艺术上都达到一个高峰。
1991《大红灯笼高高挂》
　　点评：这是一部关于恐惧的电影，对中国传统家庭结构进行了批判。影片具有很强的象征和寓意。
1998《一个都不能少》
　　点评：全业余演员、全纪实镜头、全真实布景，纪录片的真实感打动了观众，上映3天票房超过60万元。
2002《英雄》
　　点评：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几乎可以让人忘掉众多大呼上当声。“拍御马”的情节也是激烈争议的话题。算上票房、音像制品及其它相关产品，《英雄》总销售额接近6亿元人民币。谁与争锋？
2004《十面埋伏》
　　点评：除了把众人唾骂的“江湖天下”情节换成唐朝《无间道》，该片在制作班底、投资包装、题材样式、场面音色甚至运营炒作上都是《英雄》的升级版。按《十面埋伏》一周票房看，是难以超越《英雄》的2.5亿元了，但也足以俯瞰其它任何国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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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从《红高粱》到《孔雀》 中国电影的轮回

　　1988年，张艺谋首次凭借《红高粱》夺得柏林电影艺术节的“金熊奖”，正式拉开了中国电影艺术片在柏林电影艺术节上的夺奖之路，而当年为那部电影立下汗马功劳的正是今年在同一块阵地上得奖的顾长卫，所不同的是，当年他是摄影，现在是导演，当年张艺谋在他的协助下，得到了“金熊奖”，而他自己的《孔雀》是“银熊奖”。
　　十七年过去，两人都成为了中国电影界首屈一指的人物。十七年对于一个电影人来说，已经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对于电影的历史来说，却不算长，因为，从《红高粱》到《孔雀》我看到的只是一个小的轮回。
　　我不知道张艺谋影响了多少中国电影人，也不知道顾长卫是否受了张艺谋的影响，但是，他们的电影却有着本质上的相同，那就是怀旧。怀旧也许是人类伟大的情感之一，但是，对于电影，怀旧却是从本质上“越怀越旧”。不可否认，《孔雀》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影片，一部让我们感动的影片。但是，对于电影表现的本身来说，我们只是在一条老路上走着，或是在一条自认为新路上原地踏步。我不想说电影一定要表现一种严肃崇高的道德良心，那样的电影是可敬，但是，如果每个导演都选择了这种方式，就很让人怀疑他的目的性，而大规模地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即使偶尔有个人只是真的有这样崇高的情操，都难免堕入被怀疑的陷阱。
　　在《孔雀》得奖的时候说这些话，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当我在被影片感动之余，不禁要问，难道我们感动的途径就只有这一种题材吗？如果重复被一种类似的情感感动，我会怀疑我究竟是真在感动还是在迎合别人的感动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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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红高粱

在历史博物馆的展厅里有一片红色
那是我祖父种下的红高粱
埋在地下的是吃一顿饱饭的美梦
收回仓里的是三百六十日的饥荒
红高粱做证
我的祖父曾在这里淌下血和泪
血和泪洗不去黑土地上五千年的忧伤

在电影银幕的画面上有一片红色
那是我父亲种下的红高粱
响在耳边的是还我河山的呐喊
涌在胸中的是洗雪国耻的激浪
红高粱做证
我的父亲曾在这里举起红缨枪
红缨枪换来了神州大地百年长夜后的雄鸡一唱

在故乡土地的金秋里有一片红色
那是我亲手种下的红高粱
拉在肩上的是拧成绳索一样的历史的嘱托
印在脚下的是磨成犁刃一般的未来的期望
红高粱做证
我的双脚正在这里踏出长征路
长征路将昨日的长河导入明天的海洋

在亿万人民的心里有一片红色
那是炎黄子孙种下的红高粱
融入肌肤的是黄土黄河黄色皮肤的神韵
淌进心中的是红星红旗红色中国的血浆
红高粱做证
我的子孙会在这里画出延长线
延长线将牵出明天那一轮更新更美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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