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插图中国史》阐释了8000年的中国文明史——从史前时代到儒学、佛教的兴起，从王朝帝国到现代共产主义国家。
本书由美国著名汉学家撰写，配有珍贵丰富的历史图片。它探究了各种不同因素和力量观念和发明、历史事件和领袖人物在中国文明形成中的作用，它追踪王朝的兴衰、佛教的传入、技术的进步、人口爆炸和“文革”动乱——它内容广泛，从有影响的史学家、诗人、作家，到对中国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哲学、宗教、家庭模式以及外族的入侵……
本书翔实、生动、形象，是对中国历史及其社会文化感兴趣的读者的必读书籍。

作者简介：

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东亚研究及历史学教授。在东亚研究领域，她著述颇丰。著有《中华文明史资料》、《中国唐代和宋代的宗教与社会》等著作，其中《屋里人：中国宋代妇女的婚姻与生活》于1995年获得约瑟夫·P·利文森奖。

序
中译本序言
最初让我写作本书是为出版一套世界各国的图说历史，面对的是英美的一般读者。它必须很简明，要避免出现太多读者不熟悉的名词和术语，尽可能好地利用图片资料。尽管我以前作为研究唐宋史的专家写过学术性的著作，也为大学里学习中国史的学生编过资料，但我此前从未试图为普通读者撰写关于中国的书。为了让那些随时都会会上书的成年读者兴趣盎然，我试图着重勾画一两个有关中国的最紧要的问题：它的巨大和历史连续性。这十多亿人口——比东欧、西欧和北美人口的总和还多——逐渐认为自己拥有相同的文化，享有认同感，这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他们没有像世界其它地方的人那样，因在方言、宗教或生活方式上的差异而分裂成一个个相互猜忌的群体？在本书中，我试图表明，有几个因素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其中包括中国的地理位置、它的形声书写系统，以及强大统一政权的长期经验。以比较的视野来看，中国历史的长期性也是很突出的。
多年来，中国史学家集中解释了王朝的兴衰，但在世界上多数其它地方却不是王朝而是整个文明此兴彼衰。人们发现，现代史家可以从当代西方国家的某些思想或制度，追溯到埃及人、苏美尔人、希腊人、罗马人、马雅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但没有哪一个现代西方国家是这些文明的直系子孙。人口随着连续不断的移民和人侵浪潮而变化，新的宗教则创造了与过去一刀两断的意识。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类型的例外？难道中国从未遭受过同样的毁灭性的打击吗？新民族的涌人从未有这样大的规模？新的思想或宗教对于人们的认同感从未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或是中国人在别的民族注意非连续性的地方选择留心连续性？尽管我不会离开中国历史经验的特殊性质，但在本书中，我更强调中国文化，在其他文化注意非连续性的地方注意连续性的趋势。
在写作本书时，我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对付这些问题而且不会非要有个所以然不可。因为我相信历史充满了偶然性。我已试图表明在各个时期，在创造我们称之为中国的这个社会的进程中，中国人如何利用他们继承的遗产，以及他们在拼命发现意义与和平、强加他们的意愿或与对手竞争、幸存和发达、关怀其家庭及履行其责任的时候，如何提出新思想、进行新实践。依我看，中国的今天植根于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有活力的历史之上，它总是具有潜力，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发展，这意味着每一个阶段都是故事的精华部分。我希望，这个译本的中国读者会发现我作为一个外人的兴趣所在。尽管研究中国史的西方学者利用的史料与中国史学家的相同，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却迎然不同。我期望着能从中国读者对我的努力的反应中获得教益。
对中国文化和体制的再评价
在古代，当中国人初次对其在世界上的地位进行思考时，思想家们很自然地将中国视为沙漠中的文化绿洲，世界上惟一有文字、城市和先进制造技术的地方。唐朝时，这一观点已不再令人信服。因为在几个世纪中，香客和僧侣经常往来于中国和印度之间，他们使中国人了解到印度的书写传统足以同中国相匹敌。此外，中国的近邻也不再是原始部落：高丽、渤海（位于东北）、南诏（位于云南）、吐蕃和日本都建立了国家。它们都有统一的宗教，有书写文字（有的发明了自己的文字），建立了城市井进行长途贸易。在很多方面，中国可以自认为优于其它国家，但不能再以惟一的文明之邦自居。初唐时，各国均承认中国在政治、体制和文化诸方面都有杰出的建树。实际上，朝鲜和日本的君主往往照搬中国文化和政治体制，以求建立其本国强大的政治中心。然而在晚唐时，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危机感，此种危机感使许多有识之士对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在此过程中，儒学得到了复兴。杜佑（735年一812年）和韩愈（768年一824年）这两位著名文人的观点，可以作为这一思潮的代表。
杜佑出身于名门望族，曾在地方和朝廷担任要职。801年他将《通典》一书
上呈君主。《通典》为一部长篇典章制度史，共200卷（今版约5000余页）。当时，地方政府各行其事，危及朝廷的权威，杜佑编纂《通典》是为了寻求扶危解困之道，目的是为了改革朝政，加强朝廷的权威，使君主能够乾预地方事务。当然，绝大部分朝官相信君主为国中第一人，是一切的中心。但是，杜估认为，官吏们有关朝廷体制的观点已陈腐过时。他们强调君主受命于天，主持礼仪庆典，但忽略了政府运作之道。就体例而言，《通典》一反传统的写法，不始于宫廷礼仪，却以食货、人民生计、政府财源为首要。在讨论赋税时，杜佑对隋朝官员高领称赞备至，高颎根据均田制实行输籍法。在北朝时，战乱不断、暴君庸吏、重税摇役迫使百姓寻求地方豪强的庇护。但在隋朝建立后，百姓发现政府租税大大少于豪强所夺，于是他们纷纷向政府登记户籍。因此杜估认为，赖高颎之力，隋朝才能在全国建立财税制度，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正如事后我们所看到的，晚唐政府对经济的不乾预政策有其积极意义，但依杜佑之见，计划严密的政府控制要比对百姓放任不管好得多。
杜佑尤其反对那些咬文嚼字的儒生，他们认为政府应该效法经典中所叙述的古制。杜佑驳斥说，在远古时期，中国同现在边境附近的一些蛮族一样落后。他认为在汉唐时臻于完善的郡县行政制度优于周代的分封制，因为郡县制有利于长治久安，人口增长。为《通典》作序的学者说，杜佑认为位尊者应该认识到，其主张目的在于使国家有序，而使国家有序则在于行事有成，行事有成又在于能学习过去，学习过去又必须根据时势的需要因时而变。
杜佑的同代人韩愈比杜佑年青，他更多地从文化方面来审视中国的问题。韩愈极力推崇儒学，力主儒学经典为教育和写好文章的根基。根据简明实用的古训，韩愈赞成朴素的文风。像杜佑一样，韩愈也关注软弱无力的朝廷，但他相信复兴儒学可以使国家强盛。他上疏皇帝，反对皇帝参拜佛祖的遗骨。在上疏中他将佛教称为蛮族的信仰，说佛骨是污秽不祥之物，不应触摸。他争论说，皇帝尊佛是鼓励百姓信奉佛教而不务正业、不尽社会义务，这样便减少了税收，对国家不利。在另一篇几乎同样有名的文章中，韩愈讨论了道的起源。韩愈认为，一脉相承的正统儒学，从周公传到孔孟，然后这一传统就中断了。在某种意义上，韩愈主张为复兴“圣人之道”必须读《论语》和《孟子》，以发掘真正的儒学。像杜佑一样，韩愈用非常宽泛的概念对中国文明进行了综述，但叙述简明扼要：中国文明始于圣人，圣人救百姓于危难，教他们获衣食，退野兽，习礼乐，教他们创立政治制度来抵御敌人，肃清罪恶，但是道教和佛教的兴起却使中国文明堕落了。最后，韩愈主张让佛僧道士还俗，焚毁佛经道经，将庙宇改建成家庭宅院。
当然，杜佑和韩愈的看法在很多方面相左。杜佑坚持应了解变化，了解具体实践的细枝末节。而韩愈更强调一成不变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认为在政策层面上应重视德行，君主应掌握“圣人之道”。杜佑主张循序渐进地追溯历史的发展，而韩愈则以为可以将中间的几个世纪一笔抹煞而一下跃回到遥远的古代。然而，二者确乎在某些问题上颇为一致。例如，他们都对自汉朝以来广为流行的君主受命于天的理论不感兴趣。而且，他们分享一种基本的乐观主义精神，认为只要好人在世上有所行动，一切就会变得更好。他们的这一观点为很多同代人所赞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活跃了当时思想界的论争。
根据中国人的历史观，统一与扩张远比分裂与收缩对中国人有利。因此，唐朝上半叶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之一，而下半叶则被认为是它不幸的余晖。按照中国传统史学家的看法，朝代的进步基于可以预料的道德原动力，因此唐朝的由盛而衰也就并不出人意料。像唐朝这样辉煌的朝代是由精力充沛、意志坚定的君主建立的，他们因为民谋利益而受命于天。他们创立了高效率的政府，租税既低且公平，他们清除了很多前朝的积弊：诸如地方割据和贪污腐败。但他们的皇位继承者并非都是过人之辈，很多继承者不能避免宫廷中的权力之争，不能限制防卫开支和地方行政开支的增长，不能保障或增加岁人来源，不能凭借其毅力和操守而使臣下忠心耿耿。依据这一历史观，乾练正直的君主或宰相可以延缓衰落的进程，甚至可以暂时起死回生，但一个朝代必然会由盛到衰，最终灭亡。
传统的中国史学家认为，并无类似的道德逻辑可以代代相传，使各朝各代永远照此行事。所以，当中国史学家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次接触到欧洲的历史直线发展理论即从古代到古典、经中世纪到现代文明之时，他们也开始设想中国历史的宏大分期。正如前文所述，他们注意到汉朝与罗马的相似之处，大分裂时期与欧洲中世纪的类似之点。但是隋唐时代的一统天下却无与伦比。在西方，不论是6世纪时君士坦丁堡的查士丁尼，还是9世纪时的查理曼大帝，都未能重建一个如此辽阔而又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在中国，唐朝更优于汉朝——唐朝能够抵御更强大的外来威胁，能够治理一个更加多样化的社会，而且建立了更为发达的经济。
目前，接受中国历史循环发展这一观点的史学家，已经为数不多了。这一观点贬低了中国社会的长期变化，而按照西方模式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或四个阶段的史学家也不多见。一般来说，在探寻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时候，史学家们更关注晚唐，并将其看作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认为这一可悲的衰落时期也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令人振奋的发展阶段：知识分子为朝廷无法控制国家而忧心忡忡，因而产生了一直延续到宋朝的声势浩大的儒学复兴思潮；中央政府无力对经济严加管理，影响了财政收入，但却使经济活动更加活跃。由于出现了这么多混乱而且令人头痛的问题，国家政治和军事体制的集权化程度比以前降低了，但中国社会承受政治危机的能力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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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丰湛华美，简约从容——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读后